“于欢案”背后：站在法律的制高点上“审判”道德

写在前面：昨天推送了文章，然后被删除了，这是公众号开通以来第一次被删除，值得纪念。不过必须说明，被删无关内容，只是涉嫌抄袭，个人全责，不必过度解读。昨天下午收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满泽阳的稿子，受权修改，联合署名，他写文，我担责。

孝是中国人的伦理边界与行为底线，所以我们常说“百善孝为先”，禽兽尚知跪乳反哺，不孝可算是禽兽不如。在中国，很多人都知道《二十四孝》，也都发过誓要做保护妈妈的男子汉。

在我们的眼中，山东聊城的22岁小伙于欢就是这样一名男子汉，他因目睹妈妈备受侮辱而造成他人伤亡，被一审判决无期徒刑，正当防卫的诉求被驳回。

我们并不精于法律条文，但有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朋友说：于欢有过失，但说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简直就是扯犊子……这不仅是个人的观点，似乎也是舆论的呼声，就像有网友留言说的那样，“他（于欢）刺向的是绝望和恐惧，是冷漠和无情，是极度畸形的社会形态，是恶魔。”

必须要承认，对于“于欢案”前因后果、是是非非的一切评判，在案件最终盖棺定论、真相彻底水落石出之前都还只是局部的真实。虽然简单地将出警的民警、讨债的债主通通与“刽子手”划上等号也略显草率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“于欢案”背后所映射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是根深蒂固、错综复杂的。

表面上看，“于欢案”是一起由高利贷引发的伤人事件，起初是经济纠纷，最后演变成了刑事案件，整个案件的导火索，就是于欢的妈妈苏银霞借了吴学占的高利贷。高利贷的性质决定了作为放贷人的吴学占要追求利益最大化，此时道德和法律在他眼里早已经不再重要。收益越大，风险越大，这是吴学占的基本逻辑，所以他企图用“高息方式”覆盖自己的放贷风险，因此他要雇用杜志浩那样的“爪牙”，用暴力维护自己的高息模式。

吴学占雇用杜志浩，其实就是豢养暴力工具，当然脱裤子侮辱女性借贷者也许是杜志浩自己的发明创造。但既然成为了“爪牙”，他所有的令人发指的行为都有利益的激发。他的工作就是通过行之有效地方式向借贷者收回本息，相比于法律途径的费时耗力，采取暴力手段就显得简单易行，因此在高利贷的运作体系里，“爪牙”们变得足够坏足够恶足够疯狂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老板的利益最大化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

警察是这场悲剧发生前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只可惜，这道防线也没守住。在“于欢案”里，警察的行为被认为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但这种观点属于“事后复盘”。现在我们都知道警察其实可以避免杀人的结局，可惜事前警察不作为的依据是不会有杀人事件会发生，不难猜想，类似的局面和情形在当地应该不是个案。“要账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”、“没有出人命，算什么事呢？”这些话背后隐含的就是部分执法者认同的正常逻辑，显然这种逻辑非常混蛋。

回过头来，再聚焦到争议最大的案件审判上。

有人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段话，“有没有可能请审判者做一次假设，让他大发慈悲回答一个能够拯救中国成千上万个‘于欢’的问题:‘假如是您和您的母亲被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，报警未果而您的母亲又在遭受无端侮辱时，您如何合法合理合情、有礼有力有节的面对并处理此类情况？’”

当然，相互质问没有意义，如此假设也并不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方式，但于欢是否还有第二种选择？对于22岁的于欢来说，什么才是最合法合理合情、有理有力有节的做法？

也许我们可以彻夜不眠来一起推演和假设，或许于欢应该更理性、更淡定，应该心平气和地和催债人讲讲道理、谈谈人生、聊聊法律，或者以更为强硬的姿态和非致命性的手段与催债人对峙……

只可惜，于欢没有一夜的时间去思考标准答案，在一分一秒都显得极端煎熬的情形下，他只能凭着人性的本能做出最原始的抉择。

这大概也是他唯一的选择。

面对法律，我们始终心存敬畏，我们愿意给予足够的信任和空间，交给人民法院去自主审理。只是道德不能随意绑架法律，法律也不该肆意凌驾道德。从本质上看，“于欢案”是源于于欢为了维护道德而触犯了法律，是一场法律与道德的“较量”。

民众对于法律的认同，本质上是对于法律中蕴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认同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历史上各国均把重要的道德观念和公序良俗上升为法律，如果法律失掉了人之常情，背离了道德之善，自然难得到民众的认同和遵守，只有法律与道德实现“共情”，才能真正成为衡量世间善恶美丑的戒尺。

曾经的南京“彭宇案”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多年来一直蒙受屈辱，一直深刻地体会着“法律”与“道德”的对决，让很多普通民众不断在心里面临着“扶”还是“不扶”的可笑权衡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对于珍贵的民意滔天，各方都在行动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发声出手，山东省公检法三家也齐齐出动……

我们不能奢求于欢无罪释放，毕竟人命关天。

只是希望当法官代表的“法律”与于欢代表的“道德”再次对簿公堂时，法律不会缺席，道德也不再卑微。

    注：本文案件情况叙述引自互联网。